我又要累人而无奈地去诉说一个理了。
文学作品关于外部世界的叙述，或者关于人自身内部的慎独，应该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。人内心世界的反应或描述，肯定是人与外部世界碰撞的结果。作家的类型有所不同，有的比较倾向关注外部世界，以向外探索为特征，乡村、工厂、矿山、企业、官场、国家、战争……外部事件构成了作家的叙事主体框架；而有的作家则比较感兴趣人自身的灵魂或人性的体悟，把有限的外部空间——比如把我们那些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、那些人们不经意的举止情态，以及光线草木流水迷雾的痕迹、时间的流逝、视线所及的风云变换……吸纳到无限的内心空间里来，以一种非由外部事件构成的情节为主线的、内在而隐形的心理流动为主体。理论家们称之为“追思生命的本原”也好，或曰什么主义也好，我以往的小说以及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的两本新书《声声断断》和《不可言说》，大致就属于后面这一类。
关于《声声断断》的文体我很难说。我称它为日记体文本，原因在于它很贴近日记，但它又不是本原意义上的日记，不是琐碎的流水账，日记是纪实的，而《声声断断》在纪实中融入了一些虚构的“情节”，这又使它具备了一点小说的元素。但它肯定不是小说，小说是整体虚构的，情节化的。它也不像散文那样前后呼应完整庄重。有人说这叫“新文本”，我更愿意说它是精神或心灵的传记，一种比较原始的哲思的片段。《不可言说》是我近年来与一些国内外学者或友人谈话交流的记录，话题比较广泛，从日常生活、爱情友谊、文学艺术、男人女人、异性恋和同性恋都有所涉及，不过不等同于闲聊，应该算是一种比较“智性”的交流。关于自己的新书，我没有更多的话，只是诚恳地盼望读者的批评。
因为这两本新书的出版，有一个话题围绕着我更加凸现出来，即上述提到的那两种创作探及的方向——外部和内部的问题。就我自己的写作而言，我一直试图以边缘状态的个人立场和内在的形态出现，而抵达一种深度，伸向被批评家们称之为“共通的精神资源”的地方，尽管我从未刻意打算去“那儿”，但这一探幽索微的过程的确与更多的人碰撞出了思想的闪电。所以，我觉得，所谓的“向内探索”，其实是不存在排斥他人的意图的，探及外部或内部的不同指向，其实也不存在所谓的“宽”与“窄”、“大”与“小”的差别，那实在是一套老掉牙的古典理论，不屑一说。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可比性。
葡萄牙的那位文学大师佩索阿（据说是与卡夫卡和鲁迅齐名）不是说么，“我的内心是一支隐形的交响乐队……”“真正聪明的人，都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的壮景……他仅仅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五官感觉，还有一颗灵魂里纯正的悲哀。”我确实感同身受。这里并不是说，我们永远都关上门，自说自话，拒绝外部世界，只感受自己。任何一个思想着的人都不会如此，我想，每一个认真的作家都会将人世间的一切视为自己的源泉和财富。这些年来，我其实一直是，一边忙着关门一边忙着开门，一边叛逆着一边反省着。我只是说，我们也需要摆脱喧哗与嘈杂、需要静心沉湎于内心和精神深度的一面。
有老师教导我们，创作“要大”，“要宽”，我在虚心反省自己的同时，也与同行朋友切磋这个话题。前几天我与王朔聊天，在谈到这个话题时，王朔说，陈染你知道你的写作对我有什么启发吗？原来我的写作是受海明威影响，认为内心活动必须通过对话通过外部事件表现，也就是冰山理论那一套。那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技巧。但时间一长就会轻视内心活动，精神的东西。可是我看了你的小说之后，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。就是外部东西看似千差万别，其实你仔细检索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，都是一种模式的，所谓的不同就是指的内心感悟。我认为你的方式是对的。关于外部描写现在有纪录片、电视电影，那表现得更直接，跟你抢斗同一块阵地。那么我们的文字就应该达到镜头达不到的地方——内心。也就是说文学再往前走，恐怕你那个方向就代表了文字的未来……王朔的话当然对我是一种“鼓励”。
我看到苏童的言论更为直接，他说，“我最后要说的也许是个谬论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重要的不是如何开放自己，而是如何封闭自己。”我想，作家们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了，是好事。
我自然是继续思索这个问题。但是，迟早这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。
现在，我的立场仍然是，这是两股道上的车，有交叉，但并不对立。也不可比。我个人更偏爱后一种。
写到这里，我按捺不住地想说出周洁茹的那句话，“我一直有这种欲望，我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弄糟，弄得不可收拾……”我喜爱这句话是因为我总是“怕”把所有的事情弄糟，还要为此解释这个解释那个。真是没有必要。
那就让一切活该去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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